雨霏清明，7枚纪念章让我想起父亲

夜雨山

清明，又是一年山河静好，岁月安然。烟雨霏霏，朦胧着视野里的山野。走在祭祖扫墓的山路上，穿梭于静寂的山林间，心绪悠远得犹如山林里间或传来的鸟鸣声，藏于深处的记忆似乎被星星点点地唤醒……

孩童时，我的二爷有一顶十里八乡没见过、更没有的皮帽，于他、于同村乡邻而言是一件稀罕物。他百般珍惜这顶外面是黄绒绒的毛、里面是极为光滑皮子制成的皮帽，只有逢年过节或做客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戴一下。有一次过年，为了实证帽子的神奇结实，二爷让我们把一个鞭炮点燃，他迅捷地罩上去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帽儿蹦得老高，落地后却安然无损。二爷笑眯眯地抖着帽子的灰尘离去，我们小孩则在惊奇的欢跃声中散开……那次经历在我的小脑袋瓜里留下了许久不散的疑问，二爷这顶神奇的帽子是怎么来的？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叔父告诉我那是我父亲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。

父亲去到过哪里，又经历了什么，会带回这样一顶对我们南方人而言稀罕的帽子？伴随着这个疑问我年岁渐长，直到来父亲身边读书期间，在我的不断追问下，一向缄口不言其过往的父亲父亲才给我讲了帽子的来历：他一生有过两顶皮帽，一顶是1948年参加长春起义，改编入东北野战军（四野前身）作为军帽发放，复员回乡后送给了我的外公。另一顶是1954年作为复员军人参加“进藏马帮驮运队”，作为防寒特需品发放，任务结束回乡时送给了二爷。

二爷走了，外公走了，帽子也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消亡。而今，我只能凭记忆里父亲那断断续续的讲述和长辈们的转述，再加上七枚纪念章，一点点拼凑父亲的身影，拼出父亲一部分沧桑岁月。从军的艰苦与危险，父亲很少提及，我记忆的细节就更为模糊了。

父亲杨光灿，1925年生于今弥渡县弥城镇石甲村委会石佛哨村。1939年正值滇西抗战吃紧，一纸国民革命军征兵令传到“有三丁之户”的家里，排行老二的父亲扛下了所有，直接从山上放羊的地方被带走，一下子由放羊娃变成军人，编入滇军六十军，这一年父亲14岁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父亲及其所在部队被投放到东北，后长春起义，编入四野五十军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北上，也是父亲生命中一次华丽的转身。东北全境解放，父亲有了一枚“解放东北纪念”章。继而，随大军南下征战，参加解放全国，又有了“解放华中南纪念章”“解放西南胜利纪念”章。

朝鲜战争爆发，父亲又随部队疾驰北上，以志愿军的身份入朝作战。这是父亲一生中第二次北上，也是唯一一次出国。战争结束，父亲戴着“抗美援朝纪念章”、朝鲜“军功奖章”、“抗美援朝、和平万岁”纪念章凯旋。回归故里正欲解甲归田时，又接到复员军人征调令，1954年作为朝鲜回国复员老兵又被征调入“进藏马帮驮运队”，直至1956年带着“中央慰问团赠”的纪念章回乡。

▲1962年，父亲在云南省委党校的留影。（一排左一）

复员回乡后的父亲，在和平年代里收养了我的大哥（孤儿），后与母亲结识，母亲带来了二哥，与父亲生育了我们姐弟5人。1982年，父亲在县农资公司任职期间病逝，当时我12岁。母亲来收拾父亲遗物时，有七枚纪念章，十多张纸制奖状。

大学毕业后，向母亲询问起父亲的遗物时，母亲说：“你在外读高中时，有一天的午后，我正要去地里做活，来了一个自称是县民政局的人，他来要你父亲的遗物，说是要拿去登记”。善良淳朴的母亲当时没舍得把纪念章给他，就让他把所有的纸制奖状带走了。从此，母亲再没见过那些奖状，带着一生的懊悔于去年年底离开了人世。

▲拍摄地和人不详。（右一）

烟雨霏霏，思绪纷纷，无尽的幽思令人唏嘘。父亲只是那个时代洪流的一滴水，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人一样，一生平平凡凡而又默默无闻。他们是不幸的：身不由己，被时代裹挟着半生都在战场；颠沛流离，真可谓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；一生都在付出，鲜有享受。他们却又是幸运的：九死一生，活了下来；在面对抉择时，走对了路，仗着不渝的信仰，参与了国家的新生。他们这一代人，心中装着家国，为了国，舍生忘死，前赴后继，为了家，默默坚守，倾尽所有。

记忆里，战乱与烟火硝烟的残酷，父亲很少提及，许是保密要求，又或是听都不愿让我们这一辈听到。如今，我们生活在他们梦寐以求却未曾亲眼目睹的盛世里，这国泰民安与盛世繁华，便是他们那一生最大的功勋。他们的名字，或许已刻在斑驳的石碑上，他们的精神，早已长留在祖国青山绿水之间，长留于我们每一个后人的血脉之中。

清风拂过山冈，荡起声声回响，烟雨霏霏，卷起后辈的思念……

来源：小河淌水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