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照相，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
    那是一个星期天，早饭后，母亲要去山下江边的集上赶集。平日里，不管我怎样央求，母亲去赶集几乎是从不肯带上我的，除了怕我走不动路，更主要还是怕我在集上多要东西。时间长了，我对这事也就慢慢地不再怀有奢望。然而这天早饭后，母亲破天荒地让我洗脸梳头，还从屋里那个黑黑的大柜子里拎出那个黑帕子包袱，放在床上打开，然后从里面拿出我那套只有做客时才让穿的好看衣衫，让我换上。我自己梳好的头发，母亲看了看，又为我重梳了一遍，将我的头发三七分开，用一枚钢夹夹住右边的头发。这一天，母亲她要带我上街。一路上，我感觉幸福极了。
    我是后来才知道，母亲那天带我去集上，是要为我照相。记得那天去到集上，母亲找到了那个照相的师傅。母亲带着我，在集市边上的山坡上找了一个地方，请那个师傅为我照相。那个照相师傅教我怎样站立，以及怎样做动作和表情，母亲也在一旁指点我。然而，我实在是太激动太紧张了，好半天也没能按要求做好。许多年后，我再看到那张照片，那是一张大约三寸的黑白照，我感觉上面的自己，就像是被缩小的刘胡兰，稍稍挺胸昂首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即将英勇就义，而我的头发也正像书本上刘胡兰的样子。
    小学毕业，我进了县一中。作为民族班的学生，班上的同学都来自山区，和我一样，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到县城，大家都想照两张照片寄回家。那时候，县一中因为校舍不足，将我们两个民族班寄在县职业中学。职业中学里有位老师有彩色照相机，同学们都请他照相，两块钱一张照片，一个星期可以取。职中的校门外就是稻田，稻田间有一棵柳树，我们许多同学的照片都以那棵柳树为背景，或站在树旁，或爬在树上。我也有两张照片，一张是我一个人，站在柳树旁，手里抱一本硬皮笔记本，梳着三七分的短发。另一张是和几个同学一起，照片上，三个同学站在树前，我和另一位个子最小的同学站在树上。那张照片走了光，照片上面很大的一块变成了橙红色，当然，照相的老师还是按原价收了我们的钱。这两张照片是我第一次照彩照，照片上的我，很不自然地笑着，像是有人正在背后偷偷掐我。
    初中三年，留下不多的几张照片。从照片上看，从初一到初三，表情中那种“涩”的感觉慢慢少了一些，却一直还是那种不自然的样子。后来上了中专也还是那样。中专第二学期，班主任带我们去石林游玩，从石林照回来的那些照片，大多数都是集体照，而每一张照片上，我几乎都是躲在最后面，或是站在最边上。终于有一张照片是我一个人，却把人照得很小，我站在一块大石上，一手拉着一枝树枝，一手叉着腰，这张照片虽看不清脸上的表情，但从样子一看就十分地不自然。
    我很遗憾地发现，我确实不会照相。那些同学的集体照，并不是别人不让我站在前面或站在中间，而是我一直刻意往后缩，这样才好隐藏着自己。而那些单独的照片，几乎每张照片上都看得出那种手脚不知该往哪儿放的不自在。在我所有的照片里，不论是集体照还是单独照，几乎没有一张照片曾给过我自信。我对照相这件事，彻底地失去了信心，之后，慢慢演变成了一种惧怕，但凡对着照相机的镜头，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，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样的表情。而每一种表情，笑，或是严肃，我都觉得不自然。
    近日，因为要出一本小集，上面要用到一张照片，朋友晓洁厚爱，专门带了相机来为我照相。只是，我总是不自然，一张又一张，晓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不行，还是太死板。”
    在我最后勉强选定的那张照片上，我手拿一本书，站在楼下院子里的紫藤花后面，左脚半提着交叉在前面，脸上的笑里带着明显的不自然——一看就知道是在照相。